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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集中体现。古人云：“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作为“载道”的手段，文风与党风政风密切相关，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道”需要通过优良文风这个“载体”，得到干部和百姓的认可。习强调：“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文风是一个政党风气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政党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文风不正，、官僚主义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就无法指导实际工作，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就无法得到提高。总而言之，文风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对客观事物和读者、听众的态度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

　　中国向来重视文风，从来没有把文风、党风、政风分割开来。当年我们党开展延安整风，就是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三者统一起来共同推进。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大力倡导开短会，要求讲短线年，他审定出版的《文选》第三卷中，最短的文章不足百字。、都一再强调不良文风对党风政风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决心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明确指出“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风不是小事，纠正不良文风更不是小事。习认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中、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中、一些理论文章中，“长、空、假”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应该提倡“短、实、新”的优良文风。文风反映作风。作风虚浮，理论基础不扎实，就会罗列套话，导致文牍主义；不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不走到老百姓中去，就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难免讲空话，导致本本主义；由于利益牵扯，不唯实只唯上，急功近利，必然讲假话，导致官僚主义。所以从文风就能看出干部的作风，就能看出干部的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

　　要倡导优良文风，就要做到厚积薄发，融会贯通，避免华而不实的文牍主义。“厚积薄发”指的是知识的深度积累与沉淀，重在构建“输入——消化——输出”的良性循环。在延安整风期间，将《资本论》精读七遍，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的深刻洞察力，正是长期知识积淀的厚积薄发。“融会贯通”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思维能力的集中体现：在时间维度上贯通古今，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在空间维度上比较中西，在文明对话中拓展视野；在学科维度上交叉融合，用多学科方法破解难题。习在论述生态文明时，既引用《礼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又借鉴现代系统论思想，这种古今交融、中西贯通的表达方式，为优良文风树立了典范。

　　要倡导优良文风，就要做到深入调查，言之有物，避免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真正有深度的思想，永远扎根在实践的土壤之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正是基于32天实地调研、走访14个县市的成果结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智慧，源于其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深夜长谈；习“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建立在遍访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扎实调研基础上。构建言之有物的文风需要把握三个维度：在问题意识上，聚焦“真问题”而非“伪命题”，如某地针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撰写的调研报告，因提出“代际数字反哺”方案而获得中央政策采纳；在数据运用上，追求“数据真实”而非“数据美观”，某市在撰写营商环境报告时，主动剔除30%的修饰性指标，反而获得企业好评；在语言风格上，倡导“群众语言”替代“官话套话”，某县将防汛通知改编为方言快板，传播效率提升5倍。

　　反观当下某些文件中存在的“权力傲慢”，实则是官僚主义在文字领域的投射。某地拆迁公告中“为了城市发展需要”的模糊表述，掩盖了群众补偿权益；某部门政策文件里“研究决定”“酌情处理”等弹性条款，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这些“官样文章”的共同特征，是将公器沦为私器，将公文异化为“权力遮羞布”。破除这种积弊，实践中的创新探索已初见成效：浙江省推行的“政策计算器”，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匹配企业群众需求，将政策文本转化为个性化服务清单；四川省建立的“群众点题、部门答题”机制，让公文写作从“闭门造车”转向“开门纳谏”。这些变革印证了一个真理：优良文风的形成，需要让民意成为文稿的校正仪，让实效成为文字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