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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是一个悲摧的时代，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迫使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政权岌岌可危。尤其是云南回变，清政府爱莫能助，寄希望于地方官员的作为。岑毓英便是这一乱世显现的枭雄。岑毓英（1829—1889)，广西西林人，是满清时期的壮族首位总督、头品顶戴、兵部尚书，打破了清代边疆民族官员晋升的天花板。他是晚清极具争议的边疆重臣，历史评价褒贬两极、功过分明。正面评价是岑毓英仕途在云南发展期间，平定杜文秀起义、贵州苗民起义，终结云南18年战乱。任云贵总督期间，改土归流、整顿盐矿、修路通商、兴办义学，强化中央对西南控制；妥善处理“马嘉理案”，维护国权；中法战争中出关抗法、以战促和，力主加强边防，警惕列强西南渗透；主持中越、中缅勘界，据理力争维护领土主权；铁腕整顿云南、贵州官场，裁汰冗员、严惩贪腐，居官清廉、吏畏民怀。《清史稿》称其为“跋扈霸才，竟成戡定伟绩，信乎识时之杰”。负面评价是平大理后屠城，致滇西人口锐减、聚居区萎缩，被斥为“屠夫”；作为封建官僚，岑毓英以维护清廷统治为首要目标，对“洋务运动”改革多半途而废，未能真正推动西南工业的近代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岑毓英率滇军抗法，撑起晚清西南半边天的传奇。

　　两次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大量特权。但帝国列强的根本目的是瓜分中国领土，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前提下，尚属一片净土的云南便成为各国梦寐以求的猎物。最早对云南感兴趣的是荷兰，因其在东南沿海殖民事业的失败而告吹；接着是英国，想以缅甸为跳板侵入云南，因“马嘉理事件”而搁浅；法国紧步英国后尘，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后，就开始觊觎中国云南。岑毓英原署云贵总督，后调补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那时他就认为法国对越南的入侵是唇亡齿寒的道理，必须援助越南。清政府也意识到法军侵占越南，会对滇、粤边防构成威胁，考虑选派得力的、能够统筹全局的封疆大吏前去负责指挥对法的军事行动。1882年6月22日，岑毓英回署云贵总督‌。刘永福黑旗军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为打的是七星黑旗，就称为“黑旗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被迫进入越南，靠帮助越王打击各种反叛势力而在中越边境立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侵略越南，刘永福抱着“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削平敌寇”的雄心，联合越南军民与法国人决战，取得了不少辉煌的战绩。岑毓英起初与清朝廷一样，把刘永福当作一颗棋子，既希望于刘永福黑旗军打败法国军队，又希望于法国军队助其除掉被朝廷称之为“匪”的黑旗军，完全是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他以法军未向中国军队开战为由，只加强边防要塞，暗中支持黑旗军。当黑旗军在纸桥、怀德、丹凤与法军激战时，官方负责带兵的徐延旭、唐炯近在咫尺驻扎山西、北宁等地，只能袖手旁观，黑旗军势孤力单，不得不退回山西，徐、唐将战果占为己有上报朝廷，二人分别擢升为广西和云南巡抚。随着抗法战争的升级，岑毓英对黑旗军的态度才逐渐转变。中法谈判时，李鸿章欲以“土匪”之名，将黑旗军从越南驱逐，岑毓英力保黑旗军，并主张给刘永福及其部下官职，以作边防之用。并许以军饷、器械支持，派官兵协防支援黑旗军，坚定了刘永福抗法的信心。

　　1883年11月8日，时年54岁的岑毓英自请统兵出关，筹办恢复越南事宜。他将2000名黔军改为滇省练营，令记名总兵丁槐率定远左、中、右三营督军1000余人赶赴兴化、山西驻防；命原守开广边界的黔军1000余人改为定远副中、前、后三营，以及原记名提督吴永安统率的三营，共六营由开化出马白关驻守宣光；再饬记名总兵马柱、补用副将李朝相等挑选旧部得力勇丁3750名，编为十营，由蒙自陆续出发；责成办理营务道员汤聘珍驻保胜，帮办营务道员陈席珍留驻蒙自，负责粮草后勤。这样，加上原驻大滩的张永清三营滇军和驻兴化的一营陆春部队，共有滇军20余营，计一万余人驻守北圻。1883年12月24日，岑毓英亲率大军从昆明出发，经保胜、文盘州到达兴化附近的家喻关，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黄佐炎、山兴宣总督阮廷润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1884年3月5日，清政府任命岑毓英为前敌统帅，节制调度滇、粤诸路军。此时，北圻清军防线接连被法军突破，清政府认为是唐炯、徐延旭指挥不力，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随后任命张凯嵩为云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协助岑毓英办理越南战场事宜。1884年秋后，清政府下令对法宣战，擢升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吏部主事唐景崧赏加五品卿衔，带兵出关，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督率所部驰驻北圻。1884年8月20日，岑毓英派滇军将领张世荣、梁松生等带领2500名兵勇配合刘永福向宣光进军，又令覃修纲率领3000名滇军作后援，准备发起宣光、临洮战役。该战役的第一步是夺取宣光、太原，其策略是合围打援，滇军拿下宣光，掌握北圻锁钥，打开通向河内的门户；东线桂军的任务是全力夺取太原，达到滇桂两军会合收复河内和整个北圻，再向越南中、南部推进。

　　西线万余人，驻守临洮、兴化和山西等地1万余人，法军决定死守宣光，巩固西线万余人中，多为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吕宋、金边、暹罗等地雇佣军，法国士兵仅有三、四千人。东线方面桂、粤主力分东西两路于1884年9月出镇南关，同时令唐景崧速募4营粤勇出关，与刘永福会合。11月，粤军与黑旗军会合于三江口，扼住宣光通向河内的唯一水上通道。西线方面滇军从河口、马白关两路入越。西线以滇军为主力，加黑旗军和唐景崧军共约2万余人，于1884年底形成了对宣光城的包围。24日，法军2千余人由陆路来援，被滇军击败，宣光城与外界联系的三城门遭中国军队封闭，仅剩东门靠河，由水路运输。紧接着，中国军队扫除城外法军据点，各路军会合，将法军重重围困在城中。孤守宣光的法军感到形势不妙，不断向河内法军总部求援，河内法军多次增援，均被滇军和黑旗军击败。七十三天的宣光包围战，清军虽未攻破城池，但打死打伤法军8千余人，清军也伤亡约4千人。眼看宣光城内法军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可惜东线桂军形势急转直下，使得法军腾出手来扑向宣光。滇、桂军腹背受敌，粮草不济，便撤出了对宣光的包围。宣光包围战将1万多法军围困在城内，牵制法军2万余人于西线，严重挫伤了法军的锐气，再不敢深入广西内地，中国军队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该战岑毓英功不可没，是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决定性因素。宣光解围之后，法军集结1万3千人分三路向滇军进攻，欲合围全歼滇军。岑毓英根据法军的作战意图，采取先发制人战术。1885年3月上旬，滇军突袭缅旺，法军死伤100余人，其余望风逃窜。3月23日，4千法军进攻滇军营地，滇军顽强抵抗；24日，滇军3千精锐赶来驰援，经两天激战，毙敌2千余人，法军溃退。另一路进犯临洮柯岭的法军2千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他们来到柯岭浮桥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云南民族军给以巨大的杀伤，法军乘黑夜丟盔弃甲，泅水夺路逃命。临洮之战，滇军、黑旗军共歼2千余法军，缴获洋枪、器械等物资1千4百件。岑毓英命将所斩法军军官头颅用竹竿悬挂示众，并将所缴获物资运往云南各地展览，以壮士气、鼓舞人心。临洮决战后，滇军挥师向南追击法军，一路势若破竹，短短几天内，连克十数州县。法军见大势已去，驻守兴化、端雄、象山等地四、五千人纷纷龟缩进宣光城内，妄图乘船逃往河内，滇军严把各路隘口，城内待逃法军俨然成了瓮中之鳖。中法战争之宣光、临洮战役是中国唯一一次对西方列强的军事胜利。

　　正当抗法前线大获全胜的时候，李鸿章认为这正是求和的好时机，建议乘胜即收，同法国议和。慈禧太后采纳了这一意见，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于1885年4月4日在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4月7日，清政府颁布了停战撤军谕旨，中法战争至此结束。岑毓英接到停战令后，对撤兵后的应对措施作了妥善安排，提出中法对越南“划疆而守”(即将越南兴化、宣光以西之地归中国管辖)的建议，在馆司设码头两相保护，安置越南难民、黑旗军余部和越南抗法武装，控制越南通向云南的各个隘口，但因法国破坏和清廷的退让而未能实现。从1885年5月开始，岑毓英率滇军陆续回国，越南民众纷纷来见岑毓英，痛哭流涕劝他不要退兵，作为朝臣，岑毓英不敢违抗朝廷的旨意。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合约》，即中法《越南条款》，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圻的边界；在云南和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指定两处开埠通商；日后中国修建铁路，应和法国商办。条约订立后，清政府屈从法国要求，将刘永福黑旗军召入国内。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却被卖国求荣的清政府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战后，法国侵略势力日益深入云南、广西，帝国列强也加紧了侵略中国边疆和邻邦，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岑毓英回国后，在银饷短缺的情况下，仍将重兵分驻于中越、中缅边境一带，防止英法帝国主义的入侵。1885年7月，他抱病参与中越边界勘定工作，秉持“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的原则，尽力为国家争回土地，捍卫边疆利益。‌‌‌1889年6月6日（清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八），岑毓英这一晚清“中兴”的功臣，病逝于昆明‌，享年60岁。他当时正担任‌云贵总督‌，在任内去世‌‌。清廷得知其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号“‌襄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