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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他们通过赠与、低息贷款等方式，将大量企业让给财阀。同时帮助这些企业吸收西方技术，很快三菱、三井等企业成长起来，成为支撑对外侵略的支柱产业。日本军部和军队则聚集了大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信奉“武士道”精神，以“侵朝、侵华”为基本国策，先后发起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不仅合并了朝鲜，还霸占了台湾、满蒙地区，勒索了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这不仅壮大了日本的国力，缩小了其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而连续打败庞大的清政府和沙皇俄国也进一步助长了其对外扩张侵略的嚣张气熖。

　　清政府灭亡后，实力不断增长的日本成了侵略中国最凶恶的国家，一方面向中国输出资本，把中国当作资本和商品输出场所。另一方面在华扶植代理人。袁世凯统治时期，以支持其称帝为条件，强迫其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控制中国。随后又扶植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后越来越不听话），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势力。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通过“田中奏折”，其宗旨是改变过去对华“外交软弱”的局面，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不惜诉之于武力。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刻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但由于当时国际形势不允许和张学良的巧妙应对，日本这一计划暂时落空。

　　1930年秋，年满15岁的刘建初进入芝川二高读书，由于性格豁达，乐善好施，积极向上．结识了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在他们的介绍下，阅读共青团中央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和鲁迅《呐喊》、蒋光慈《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民主科学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论观点，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对现状深感耽心焦虑。随后阅读《宣言》等革命书籍，接触进步同学，受其熏陶，慢慢成长为一名战士。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天灾人祸，激化了社会矛盾，针对当时政府的横征暴敛，兵匪战乱，韩城、合阳社会下层忍无可忍，他们组织了“红枪会”进行自保，曾驱逐了驻韩城的军阀段荗功，并在员张子超协助下组织了“农民协会”，抗粮、抗捐、抗丁农动风起云涌。同期的合阳农动也比较活跃，特别是东北区和南区黑池、马家庄，西南区的孟庄、露井一带也组织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团，他们杀土豪，打击当时的军阀势力，进一步唤醒了农民的斗争觉悟。

　　1929年（民国十八年），久旱无雨，颗粒无收，百姓衣食无着，地主有钱人趁机兼并土地，造成“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状况。韩城县长谷朝宾依旧横征暴殓，不恤民苦。党组织高瞻远瞩，把工作重心转入乡村，韩城临时县委派樊德音、高德辉、徐岱云等发动群众组织“穷人会，展开”抗粮，抗捐、抗丁、反土豪”斗争。但由于组织不力和官府的很快就失败了。但党的政策已深入人心，这为以后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随后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上。30年8月，张志超接任韩城县委书记，随后召开会议决定：首先在学生中继续广泛开展“左翼”文化运动，散发浅显易懂宣传民主革命的小册子，潜移默化，从思想上武装青年学生,进而帮助农民树立反帝反封建的信心，建立农村党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首先在韩城中学展开，逐步推广到一高、二高、三高，职业学校，他们利用五四、五卅等纪念日组织学生上街讲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或文字或语剧的形式作宣传，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怒潮席卷全国，我党提出：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韩城党组织根据时局的变化，加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发动学生走上街头，走向社会。学生利用集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日寇侵华阴谋，谴责国民政府一味依靠国联“调停”，放弃抵抗的卖国政策。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东北去”等口号，高唱《我家就在松花江上》等歌曲，并对以马占山为首的在东北义勇军进行声援。气氛非常悲壮，感人至深，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当时学校和县政府的一些官员大放厥词，恶毒诬蔑学生抗日运动为”胡闹”，各校学生联合起来进行质问并。

　　1932年，陕西的形势正如一首歌谣所说的：“西北劳农真可怜，大旱整三年，农村齐破产；军阀、狗贪官，越发要的欢；社会太黑暗，我们心不甘”。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民众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反抗的怒火随时随地都可能喷薄而出。顺应这一形势，3月，陕西省委负责人贾拓夫来韩城，指示要尽快建立农民武装，成立赤卫队，开展打土豪，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县委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高德辉、徐岱云二，要求他们秘密窜连，并筹备枪械。6月韩城赤卫队成立。刘建初、张智发、薛有兴和南原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赤卫队。不久刘志丹率陕甘游击支队来韩活动，刘江侠和赤卫队，割电线、贴标语、筹粮反霸。芝阳、芝川一带，不少村庄成立了“分粮委员会”，许多土豪被迫交出钱粮，（如徐岱云、刘江侠带人强迫芝阳西赵庄大地主冯逊伯交出大量银元和粮食）这不仅解决了早已断饮、嗷嗷待哺群众的燃眉之急，也为陕甘红军筹集了大量的款饷。在陕甘游击队和赤卫队打击下，富人逃窜，穷人喜欢，债主不敢要债了，地主不敢要租了，政府不敢要粮了，差役团丁不敢下乡，差、粮、捐、税完全抗着，这奠定了广大群众跟走，翻身得解放的思想基础。

　　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韩城县委、张子超等指示在韩、合交界的南原发展党组织，重新积蓄力量。刘建初奉命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临河一带发展党员和党组织。这里处于韩、合两县交界处，属“三边”（省边、县边、河边）地区，天高皇帝远，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随后他在本村贫苦群众作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对革命有了初步认识，甘愿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33年初，张子超指示韩增瑞前往临河，主持临河党支部的成立。支部书记为刘建初，党员有刘富才、刘富慧、刘劳（他家雇工），是合阳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隶属韩城县委。

　　1934年春和冯超华、毋居逸入西安二中、民立中学上学。1935年8月，陕甘边区特委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作出罔顾形势的指示，即《目前西北政治形势与新围剿布置及前途的估计》，指出：韩、合、澄以过去爆发过的游击战争（指32年5月，韩城赤卫队成立，开展分粮吃大户斗争），与最近陕甘、陕南红军（指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活动）胜利的影响，及骑、步兵于韩、合一带的胜利行动（指35年6月、9月杨森、冯玺玉率骑兵师两次来韩开展游击战争），号召群众分粮食的影响，促成韩城等县爆发游击战争的成熟条件，党必须不失时机的迅速组织韩城游击战争”。

　　由干地下党不断各村的伪保、甲长和恶霸地主，收缴烟土、粮食、银元、枪枝，引起县政府和当地驻军的高度关注，曾多次派兵包围清水村、高家坡等村，到处搜捕员，逼迫县委书记姚权出走西安，形势异常严峻。正月23日晚，韩城县委在清水村薛和昉家召开紧急会议，县委主要成员均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风声太大，敌人压迫骚扰得不得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因此决定暴动的时间由阴历二月初八日提前至正月二十八日举行。”考虑到游击队目前力量还略显不足，县委还派高印斗提前到陕北寻求红军前来支援（俗称老高搬兵）。

　　暴动失败后，敌人反复清剿，希望一网打尽，对参加暴动的游击队员及家属、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36年3月，活动在乔子玄、杨家庄一带的赤卫队第一小组，遇到敌人的围攻，被迫化整为零，刘江侠、薛和昉，薛纪录、薛有兴 文少侠、薛瑞芝等六、七人在龙亭镇白家沟白银生家躲避，匪首高六儿带县保卫团人员围了上来，在村头放哨的薛记录听到动静后鸣枪示警，后，听到枪声后，薛和昉、刘江侠等立即潜入沟内，躲过一劫。白银生家则被抢掠一空。

　　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徐海东的25军会师，立即纠正了陕西省委和陕北红区内的左倾错误，解救了深陷囹圄刘志丹、、高岗等。但由于通讯不便，错误路线得不到及时纠正，正确路线也一时贯彻不到地方。1936年3月，陕西省委书记高克林千里迢迢来到临河刘江侠家，准备召开了一次在陕西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会议的顺利召开及与会人员的安全，刘江侠思虑再三，决定成立后勤组和保卫组。

　　三十年代，韩、合、澄、大荔、朝邑平民，东府一带很多会议都在刘江侠家召开，究其原因：1、刘江侠夫妇立坊坚定，待人诚恳热情，家庭房多屋多，经济状况优渥，无父母兄弟制肘，一切皆可作主。且刘江侠斗争经验丰富，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善于处理各种问题，能巧妙应对保甲长和各种敌对势力。2、当地群众基础较好，有党员和党小组辅佐。临河地处三边（县边、沟边、河边），是韩、合两县交界处，敌统治势力相对薄弱。3、家住沟边，容易撤退隐蔽。

　　参加会议的主要是韩城县委领导人，（因为当时韩城县委管辖范围包括韩城、合阳、平民、澄县、大荔，还有华县咸林中学）。高克林首先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通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等情况；随后又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政策也从“抗日反蒋”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决定：由于韩城县委代理书记王筠等人先后离开韩城，县委工作很不健全，党在农村的工作基本停止，由刘江侠暂时代理韩城县委工作，恢复重建各地党组织。新的县委改属陕北省委领导；会议最后决定：以刘江侠家为新的联络点，掩护，搜集传递情报。

　　西安事变后，陕北省委派邓景亭（宜川集义镇人，韩城上学期间，与刘江侠相识）来刘江侠家，召集韩城县委主要领导开会，邓景亭通告大家，由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西安事变己和平解决，蒋介石已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目前团结已代替了分裂，合作已代替了对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当前民族矛盾已超过阶级矛盾，抗日救国己成为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因此，我党的政策已变成联蒋抗日；地方党目前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大局为重、暂时放弃同的武装对抗。

　　江侠家更是韩城的“红色租界”，党的安全庇护所，每当革命遇到挫折，领导人都会到此避难。刘江侠顶着巨大的压力，平日不断派人打探敌情，思谋对策。经济上更是毁家纾难，不仅在生活方面予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外出远行时所需钱、粮，衣物都由他提供，几年间向党提供了大量金钱、烟土用于党的日常经费和购买武器。后东府特委书记苏史青指着江侠家的院子说，你为党付出已经够多了，土地财物卖了不少，但这座院子千方不能卖，不然我们就没有落脚点了。完全可以说，他对党倾其所有，把一切都交给了党。